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从上海单城突破扩展为长三角全域协同。2026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时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5月21日，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沪举行，长三角一市三省主要领导和中央有关部委领导出席，央地共建进入快车道。
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的研究发现，长三角2024年研发支出1.12万亿元，占全国3.6万亿元的三分之一；2026年初长三角高被引论文总数已经超过日本和韩国，并凭借雄厚科研实力以及强大的人才吸引力，已成为全国三大城市群中高端人才规模集聚的领先区域。同时，不容忽视的是，目前有限的经费更多地投向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基础前沿和源头创新的投入比重仍不够高；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规模仍偏小，面向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的基金规模不足等等。这些都导致长三角基础研究的尖端能力、国际影响力等仍存在不足。
央地共建正是当前长三角基础研究协同发展处于关键深化阶段的重要战略抉择。实际上，长三角基础研究协同与科技治理协同是相互交织的双重演化进程。一方面是基础研究协同的演化，知识生产本身从单一学科到交叉融合、从自由探索到战略牵引、从单点分布到枢纽集成的形态演进；另一方面是科技治理协同的演化，政府、市场、社会围绕基础研究形成的组织方式、制度安排、央地关系的演进。基础研究形态的变化不断催化治理模式的变革，治理逻辑的迭代又在重塑基础研究的格局。
两者交错互动，历经三个递进阶段。第一阶段（2000-2014年），基础研究协同以学者自发合作为主，组织化载体不够；治理以属地管理和竞争性博弈为主，央地之间是申请—审批关系，省际之间是隐性竞争关系，但治理尚未发挥实质性作用。第二阶段（2014-2025年），产业升级和“卡脖子”技术倒逼基础研究从学科导向转向问题导向，G60科创走廊、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等推动协同从个体行为升级为组织行为；同时，联合基金、部省会商等相继出现，2025年7月长三角一市三省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的《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是全国首个区域科技创新协同立法；但联合基金规模偏小、大科学装置共享受属地制约、人才评价与经费跨境使用等制度尚未突破。第三阶段（2025年底至今），长三角作为国家基础研究的战略枢纽，着力提升基础研究整体效能和原始创新能力，联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央地共建这一战略升级正是建立在对双重演化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成为长三角基础研究协同的最新阶段和最高形态。
放眼全球，基础研究协同至少出现以下显著趋势。一是AI for Science从工具革命走向系统重塑，世界主要经济体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聚焦核聚变、半导体、量子信息等领域密集部署，AI正成为推动科学中心转移的底层力量。二是科研安全化与全球合作重构并行，美国强化科技安全，欧洲则争相吸引全球科研顶尖人才，竞争与合作交织的格局正在形成。三是领先企业将基础研究内化为核心竞争力，美国五大科技公司研发支出超过联邦非国防预算，微软、谷歌等与17个国家实验室签署合作协议，出现产业界与国家实验室深度融合的新动向。四是大科学装置与开放科学推动基础设施全球共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开放科学，欧盟构建政策—基础设施—资金协同生态，FAIR原则成为全球共识，知识生产正从机构封闭化转向生态系统开放化。
直面全球趋势，央地共建正是推动长三角基础研究协同的效能升级。
首先是央地关系的创新发展。中央层面已超越传统的项目资助主体，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顶层架构师，侧重于规则供给、宏观调控与战略方向的把控；地方层面突破以往作为执行者的单一定位，升级为能动性的协同治理主体，通过功能互补与区域协同，实现从行政管控向制度赋能的转变。央地共建在权责配置与互动深度上，显著区别于之前的部省会商与部省共建机制。
其次是优化基础研究的治理逻辑。基础研究具有长周期、非营利性、高风险及强外溢等战略公共品特征，其治理逻辑不宜简单套用以效率为核心的常规科技创新管理。这就要求实现双重优化：一方面统筹优化自由探索与战略攻关，为基础研究的自由探索预留宝贵的制度空间；另一方面优化科学发现与技术转化的双向循环，既打通从科学发现到技术转化的传导链条，又推动实践反哺理论，即从成熟的产业与工程应用中提炼共性科学问题，将长三角产业优势沉淀为科学根基。同时，着力推动从项目级协同迈向体系级协同的提升，通过不同领域板块、多元突破模式的并存、互动与耦合，厚植基础研究生态，增强源头供给能力。
不仅如此，央地共建还体现在政策工具的迭代升级。在资源配置上，以长期稳定支持取代短期的项目制管控；在评价机制上，设立非共识项目通道以包容高风险探索，实施分类评价、为自由探索留出容错空间；在设施布局上，打破大科学装置的属地壁垒，促进网络化共享。在借鉴京津冀与粤港澳经验的基础上，长三角正逐步形成中央战略牵引、地方功能互补、制度有效供给的新型治理范式。
以央地共建推动基础研究协同与科技治理、产业升级同频共振，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必将成为强力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战略枢纽。
以央地共建为历史契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将不再仅仅是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而是探索出一条基础研究、科技治理、产业升级相互牵引、深度耦合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路径。随着基础研究协同体系与网络的日臻完善，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必将成为国家乃至全球创新版图中的关键枢纽，以高水平的科技治理赋能世界级产业集群，切实承担起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使命。
（作者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
